召喚沈默的亡者：我們需要怎樣的國族歷史？ 沈松僑 1929年五月，知名歷史學家顧頡剛編著的《現代初中本國史教科書》，因為否認三皇五帝的存在，遭到國民政府下令查禁。當時的考試院長戴季陶認為，「中國所以能團結為一體，全由於人民共信自己為出於一個祖先」，因此，三皇五帝的歷史真實性，只能局限於學者的討論，卻萬萬不能在教科書中明白點破，「否則動搖了民族的自信力，必於國家不利」。顧頡剛則在答辯書一再強調，「我們的民族自信力應當建立於理性上」，三皇五帝既然無法通過史學知識標準的檢驗，「萬無維持其偶像之理」。如果真要團結中華民族，中國歷史經歷過無數次磨難，「這磨難中的犠牲人物正可喚起全民眾的愛國精神」。 回顧這一段歷史軼事，我們可以清楚看出，戴季陶與顧頡剛表面上針鋒相對，勢同水火，實際上，兩人卻有著一項共同肯認的基本前提：歷史學與歷史教育應該為國族利益服務；歷史學者應該是「國族」這個被想像出來的共同體的忠誠信徒與護衛。 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現代歷史學甫行誕生之際，這項知識門類就與國族主義意識形態糾結纏繞，結下了不解之緣。1902 年，梁啟超在他那篇掀起近代中國史學革命的名篇＜新史學＞一文中，便這樣地大聲疾呼：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饑食一刻不容緩者也。 正如梁啟超所期望者，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歷史學，始終屈從於國族主義的宰制之下；歷史教育，也一直被視為「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環節。也正因如此，不分台海兩岸，不論解嚴前後，各類政治勢力莫不爭相致力於歷史記憶與歷史詮釋的攘奪與壟斷，以之為打造特定國族認同的手段。在一片擾攘與喧囂聲中，史學研究與歷史教育更不免染上高度政治化的色彩，自覺或不自覺地化作為特定政治利益與意識形態服務的工具。歷史學者縱或有過微弱的吶喊與反思，歷史學，作為一套獨立自主、自具尊嚴的「客觀」知識門類，長久以來，依然是學院象牙塔內少數學者的「高貴夢想」。 當然，我們也不能過分苛責近代中國的歷史知識工作者，歷史學與國族主義的共生關係，毋寧乃是一個普世性的現象。姑不論舉世各國歷史教育與國族計畫(nationalist project)千絲萬縷、難分難解的緊密連繫，十九世紀，當歷史從傳統的業餘嗜好，正式轉化為一門擁有特定研究對象、操作程序與規訓系統的專業學科時，無論是在老牌的國族國家如英、法等國，抑或是在新興的國族國家如德、義等國，歷史學者對於「過去」的建構與再現，大抵也都難以擺脫國族陰影的籠罩。 鼓吹檔案研究、強調歷史知識客觀性，從而為中國新史學中堅之史料學派奉為圭臬的德國史學大家蘭克(L. Ranke)本人便曾擔任普魯士王國的官方史家；對他及其後輩而言，書寫歷史乃是為國家服務，而為國家服務，便是為上帝服務。國族國家，作為上帝的觀念(ideas of God)，乃是只能順從與膜拜而不容質疑的神聖存在。同樣地，在幾個偉大名字，如 T. B. Macaulay、F. Guizot、B. Croce、F. Meinecke諸人的筆下，歷史不多不少，便是國族主體，源起自邈遠的過去，在線性進步的歷史時間中，實現其偉大使命的特定過程。經由這樣一套國族主義化的歷史敘事策略，原本只是 Philip Corrigan 與 Derek Sayer 所謂的「文化效應」(cultural effect)，只是由包含歷史書寫在內的各類論述所建構出之人為產物的國族，卻被物化成為神聖而永恆的歷史主體。歷史只能是國族的歷史，而史學自然也被提升為孕育、捍衛「國族精神」的堡壘。歷史學者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回顧這一段歷史學的歷史時，所以把史學家與國族主義者之間的關係比喻作罌粟種植者與海洛因吸食者之間的關係，當然不是無的放矢的戲言。 不過，事實與價值之間並無必然的承續關係，歷史學與國族主義在歷史中偶然締結的深厚淵源，並不足以在知識上與道德上為國族歷史提供堅實的正當性基礎。霍布斯邦同時也指出，伴隨國族，俱生共榮的「歷史」，絕非汲汲維護知識尊嚴與倫理規範的專業史家所應提供的歷史。Ernest Renan 在其著名演說＜何謂國族？＞中，固然高度強調國族建構過程中歷史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卻也敏銳地觀察到：遺忘歷史，乃至扭曲歷史，才是國族創立的真正樞紐。國族歷史，其實只能是一套「神話歷史」(myth-history)。 然而，這種藉由特定「框架、聲音與敘事結構」所建構出來的神話歷史，卻極其有效地形塑了一套強大的「真理治權」(regime of truth)，將「國族」縫合成為一個至高無上、同質的、本真的(authentic)、永恆的自然事物，從而要求其成員無私無我的犠牲奉獻。性別、階級、族群與種族等等多樣的身分與差異，只能馴從於國族認同的宰制與操弄；個人與弱勢群體的存在與記憶，也只能在國族不斷自我再現的眩目光芒中，被抺除，被湮滅，從集體的「過去」中，澈底地滌盪盡淨。殖民時期的印度，為著維護國族的純淨本質，喪夫的寡婦被迫投身柴堆，縱火自焚(sati)。爭取獨立的國族主義運動期間，無以數計的印度農民，在甘地的號召下，義無返顧地投身建國大業，卻在獨立建國之後，被中產階級知識份子所書寫的國族歷史揚棄於印度的國族國家之外。在中國，二十世紀初期以黃帝祖源神話為核心的種族國族主義運動，驅使章太炎立意重新編寫一部上起軒轅，下迄洪、楊，由漢族「明王聖帝」一脈相承的中國歷史，從而將鮮卑、女真、蒙古與滿族等少數族群，從國族的歷史記憶中排除出去。在台灣，「光復」後國民黨政權重新打造國族認同的文化實踐，也使得一整個世代的本地知識份子淪為失語與失憶的邊緣群體。……翻檢這些難以直面的斑駁史頁，我們在國族歷史這座輝煌璀璨的大理石教堂之下，所看到的，或許乃是一道幽黯的深淵，裏面埋葬著無數沉默的死者。國族歷史或許正如 James Joyce 所言，是我們最為深沉的夢魘。那麼，作為歷史知識的工作者，我們在形塑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意識時，是不是應該像 Antoinette Burton 對大英帝國歷史所作的反思，不停地追問：「誰需要國族」、「誰需要國族的歷史」？是不是應該像印度的 subaltern studies group 那樣，割斷我們與國族的共謀紐帶，轉而面對這群沉默的死者，讓久遭遺忘的賤民，終能發出他們自己的聲音？或者，我們是不是應該如 Prasenjit Duara 所鼓吹者，把歷史從國族的宰制下拯救出來？ 對於這些問題，我個人沒有能力提出任何明確的答覆。環顧當今的政治現實與知識狀況，告別國族、告別國族化的歷史書寫，或許還是難以企及的夢想。Duara 的努力，只能在主導性的國族歷史(History)之外，拯救出若干旁枝歧出的歷史(bifurcated histories)。Burton 在其由後殖民論述出發，試圖解構不列顛國族歷史敘事的過程中，終不免警覺到，會把國族「從後門帶了回來」。 雖然，就像顧頡剛那樣，我們或許還是可以從事一些局部的、最低限度的嚐試，在政治勢力所操弄的國族歷史之外，重新書寫、重新建構「建立於理性上」的另類國族歷史。 首先，我們今天當然已經無法再像十九世紀的史學家，對歷史的客觀真實性，抱持著無比樂觀的信念。但是，對於基本歷史事實的尊重，依然不失為史學專業維繫其自主與尊嚴的最終礎石。一九三０年代，蘭克史學所遺留的資產—史學客觀性的信念，在一定程度上，便為法、德、義三國的學院史家，提供了免於全面屈從於法西斯政權國族歷史霸權敘事的解毒劑。我們不必再執著於史學知識的本體性意義與客觀價值，但是，在歷史知識生產的場域中，史學工作者或許如Lynn Hunt 等人所言，還是應該自覺地秉持著一套策略性的「實踐的實在論」(practical realism)，還是應該遵循尊重史實、考辨史料、審慎詮釋等史學操作的清規戒律。惟有在這樣的共通前提下，不同的歷史詮釋之間，在對彼此差異性的肯認與尊重的基礎上，所展開的多元對話，才有正面、積極的意義，也才不致淪為敵對的整體性國族歷史論述之間，互不相容，你死我活的惡性鬥爭。 其次，猶如戴季陶與顧頡剛兩人的論爭所顯示者，國族並不是一個本質性的實體，而毋寧更是一個各種想像與論述彼此對抗、爭逐與協商的場域。戴季陶所想像的中華民族，是一個植基於祖源關係的血緣群體；顧頡剛所建構的國族，卻是一個由歷史紐帶所構成的命運共同體。同樣地，我們當然不是沒有重新想像一個更開放、更具包容性之國族共同體的空間。我們當代的國族歷史，當然也可能是更為多元、更為寛容的敘事模式的產物。回到本文經常引據的德國經驗，1986至 1987 年間，德國(西德)新保守主義者試圖將納粹歷史「正常化」所引發的「史學家論爭」(historian’s debate)中，哈柏瑪斯(J. Habermas)砥柱中流，極力持守的憲政愛國主義(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立場，便為我們樹立了一個足資式守的典範。 而 1996 年美國歷史學者 Daniel J. Goldhagen 撰著的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一書所造成的歷史事件，更是值得我們再三玩味。這本「污衊德意志民族」的著作在統一後的德國史學界引發軒然大波時，德國社會大眾所選擇的立場，卻是不受國族主義右派的蠱惑，寧可正視自身過去的罪惡與創傷，與異國學者站在同一陣線，共同對抗本國保守主義史學界的攻訐。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台灣的史學工作者，是不是也有可能透過對過去的再書寫，有意識地揚棄長久以來與國家機器之間的不神聖聯盟，致力於顛覆任何本質化、排拒性的國族認同，從而為這個社會培育出一種更為誠實、更合乎公義、更能包容「他者」的歷史意識？ 歷史學者基於專業的習性，大抵都對非歷史的、普世性的抽象價值與理想，抱持著懷疑的態度。然而，這並不妨礙他們成為「自由主義的反諷主義者」(liberal ironist)。根據 Richard Rorty 的解釋，「自由主義的反諷主義者」總是認真而嚴肅地面對自己最核心信念與欲望的偶然性，他們秉持歷史主義與唯名論的信仰，並不相信那些信念與欲望的背後，存在著任何超越時間與偶然性的基礎。不過，在「自由主義的反諷主義者」所僅有的無堅實基礎的信念中，卻包含著一項卑微的願望，亦即：世間的苦難會減少，人對人的侮辱會停止。這或許是歷史學者在他的斗室中書寫過去時，所能自我期許的最低目標罷。 台社「歷史學與歷史意識」論壇發言稿 原文链接：http://www.chinese-thought.org/zwsx/007486.htm （原文题目为“War and Peace in The Federalist”，载Th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er, Vol.19, Spring,1990, 87-106。译文全文载《法意》第一辑） 《联邦党人文集》对战争与和平最为广泛和详细的讨论（就像对党争和商业的探讨一样）位于此著作的第一部分（这部分关于联邦的功效），而不是属于明确讨论宪法的内容的某一部分。普布利乌斯的论证没有选择以在邦联和联邦之间究竟作何选择的直接争议开始，而是选择以联邦效用的一般基础开始。然而，他没有仅仅以详述共同的意见来讨好他的听众。美国人民已经对联邦的效用持有很高的评价（这一点在第1篇，第2篇和第3篇中得到了强调），但是《联邦党人文集》的第一部分却致力于教诲人民加入联邦的独特的，甚至是新颖的理由，这些理由不仅加强了人民对联邦分裂者之论据的反对，而且使他们准备着接受联邦宪法而不是邦联条例（联邦能有效解决在第10篇中所述的党争问题，这一点已经获得了最为广泛的承认）。支持联邦的论据无论如何也是支持选择联邦宪法而非选择邦联条例的论据，因为邦联是一种较次的联邦，一种较不完美的联邦。联邦是最好的抵抗外来战争的保证，杰伊对此的思考被表述为对公众意见的一种辩护，公众不仅赞同联邦，而且赞同“一个被授予足够权力来达到所有一般性和全国性目的的联邦政府”或者“一个处于有效的全国政府之下的和谐联邦，”而所有这些表述都明确指向联邦宪法的联邦而不是指向邦联条例的联邦（第3篇）。 支持联邦效用的论据给出的在联邦宪法和邦联条例（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政府）之间做出选择的所有标准中的第一条是：能够保有和平（第3－8篇），破除激烈的党争（第9－10篇），以及促进商业的繁荣（第11篇），收入的增加（第12篇）和经济的发展（第12篇）。 保有和平在文本上的优先性似乎反映了它在政治上的优先性。汉密尔顿宣称道：“不受外来威胁，是治国最有力的指导者” （第8篇）。 然而，作为一个整体，《联邦党人文集》对此种优先性的观点并非一直都很明确。杰伊在第3篇中作了一个明显的平行论述：“在一个明智而自由的人民认为必须注意的许多事物当中，为自己提供安全看来是首要的事情。”然而，安全的含义确实非常的宽泛，正如他马上强调：“人民的安全无疑是同各种情况和需要考虑的事实有关，因而给予那些希望正确而全面地说明它的人以很大的自由。”他明确表示在从第3篇到第5篇之中他对安全的考虑是把它“作为同确保和平与安定有关的东西……防御外国军队和势力的危险，”但是安全也包括确保和平“免于诸如因国内的原由而产生的危险”（这种保证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在第6篇到第10篇中给予了考虑）以及其他没有被具体规定的含义。在这些含义当中，首要的可能是人民免于政府压迫之自由的安全（第53篇末尾），“安全”的这种含义被《独立宣言》援引来证明人民有权废除或者改变他们的政府，对此麦迪逊曾在第40篇中提醒我们注意。杰伊在第3篇中解释道，他认为免于外来危险的安全先于免于国内危险的安全，因为外来危险“在顺序上先出现，”大概它也具有某种政治上的优先性，但是这不足以澄清这种含义是否优先于所有其他的安全的含义（比如保存自由）还是仅仅优先于威胁和平的国内危险。 在第41篇中麦迪逊只是说道：“防御外来威胁是文明社会的原始的目标之一。”然而，在那里他确实将防御外来威胁列为诸多目标中的第一个，他用这些目标来划分联邦政府的诸多权力，这正如在汉密尔顿第23篇中将共同防御列为联邦需要应对的主要目标中的第一个。在这方面，他们不同于联邦宪法本身，在宪法中军事权力仅仅被安排在其他大部分权力之后的第3条第8款，而且在宪法的序言中只在叙述了要建立一个更完美的联邦，建立正义，以及确保和平之后才提及要将共同防御列在众目标中。然而，在联邦及其政府诸目标中的优先性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政治上的优先性。一如麦迪逊在第45篇中解释道： 新宪法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很少而且有明确的规定。各州政府所保留的权力很多但没有明确的规定。前者行使的对象主要是对外方面的，如战争、和平、谈判和外贸；征税权多半与最后一项有关。保留给各州的权力，将按一般的办事程序扩充到同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以及州的治安、改良和繁荣等方面有关的一切对象上。 甚至在第8篇中汉密尔顿的主张，即对自由的热爱将最终让位于防御外来危险的安全需要，都不幸地是一种预言性的，而非描述性的陈述。正如他告诉纽约批准大会，“不管我们的国家如何的虚弱，我希望我们永远也不要牺牲我们的自由。” 尽管《联邦党人文集》小心翼翼地对待防御外来危险的政治优先性，我们仍然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特别与反联邦党人的沉默和不予理睬相反，此书的结构、重点和论证都在鼓励美国人民当涉及保存联邦并建立它的政府时要首先思考外来危险的问题。 一、在战争与和平中建立和完善联邦（第2篇） 杰伊在第2篇中对战争与和平所作的评论，以及先前对联邦所作的赞颂点明了他在第3到5篇中对联邦作为防御外来危险之壁垒的效用所作的审察。杰伊对美国的神圣联系和人民的团结表达了欣慰之情。美国人民乃是一个语言相同、宗教信仰相同，隶属于同样的政府原则、风俗习惯非常相似的民族，他归纳道：“他们用自己共同的计划、军队和努力，在一次长期的流血战争中并肩作战，光荣地建立了全体的自由和独立。”当美国诞生之时，似乎正是上帝安排美国人民继承美国，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独立革命中他们变成了“被最坚韧的纽带联合在一起的同胞”。甚至美国建立自由和独立的高贵性可能至少部分来自于它是在战火中取得的。 创造和平和努力抗战在和平缔造者叙述美国统一的发展时引人注目：“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创造过和平，也打过仗；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消灭了共同的敌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同外国结成联盟，签订条约、合同和公约。”然而，他的重点和情感激昂的语调似乎又在专注于对战争的共同经历。 就关于这段时期战争对美国政治发展的影响的观点而言，杰伊更为私人化的表达更加丰富了对战争与和平的描述。在担任外交部长时，杰伊不得不向国会议长报告阿尔及尔已经向联邦宣战的消息，他写道： 这场战争并没有作为一种巨大的恶而使我震惊。在国外我们越被残酷的对待，在国内我们就能越发统一和团结。除此之外，如果战争能变为海员的摇篮，并为建立一只强大的海军打下基础的话，最终会证明战争有益而非有害……在我看来，如下这点可以得到证明，当我们专注于大海时，每次海战，不管多长，都没有给我们以致命的损害，而是给我们以根本的好处。 第二天在致约翰•亚当斯的信中，就阿尔及尔宣战一事杰伊写道：“如果我们恰当行动，我就不会为此感到非常的遗憾”而且在他看来此次战争也“有利于将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于一个联邦体系之内”。 因此独立战争并不必然是可以有助于美国统一的最后战争。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2篇中，通过提及联邦的战争起源不仅强调了大众对联邦的感情，而且解释了邦联条例的不完善和提出了联邦宪法的优越性。美国人民第一次组建联邦“是在居民们正被烈火燃烧的时候，是在许多同胞正在流血的时候，是战争和破坏正在进行、无暇在为自由人民组织明智而正常的政府以前须进行冷静地探索和成熟地思考的时候。”相反，组成费城会议的那些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如此严峻的考验中脱颖而出，他们有能力“在平静的和平时期，头脑里不思考其他问题”的情况下成熟地思考。战争是美国统一、自由以及和平的一个母本，但这只是建立了不完善的联邦；要构建一个更为完善的联邦，和平必不可少。因此即使未来的战争可以被援引来进一步团结人民和提高人民对联邦的认识，战争也要被很好地避免，其目的不仅是为了阻止流血牺牲和人民解体，而且也为了给冷静思考进一步完善联邦或者甚至是在新的境况中保存它留有余地。 译者 胡兴建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36237/0 2009-10-21 19:26:45 来源:南方周末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内涌现了一批暗中为解放军提供情报的谍报人员。其中，以熊向晖（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的机要秘书）、韩练成（国民党46军军长、国民政府参军处成员）、郭汝瑰（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中将厅长）三人最为有名，他们皆为潜伏在国民党内而身份很重要的中共情报人员，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军事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按在国民党军内的地位与提供情报质量数量排序，郭汝瑰似应拔得头筹。从1945年5月与中共建立秘密联系始，至1949年12月他领导国民党72军在四川宜宾起义止，他累计向中共提供大小情报一百余次，包括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及孟良崮战役计划、淮海（徐蚌）会战计划及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等文件、长江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西南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情况等等。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三人的地位，却有着微妙的差别。 熊向晖是1936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共的，他在整个潜伏生涯中，都始终是秘密在册的共产党员，与党组织一直保持着联系。按照周恩来“布闲棋冷子”的方针，熊向晖从1939年起，就以胡宗南的机要秘书身份，潜伏在胡的身边，关键时才发挥作用。1943年6月，奉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国民党第34集团军欲闪击延安，企图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熊向晖获得了胡宗南进攻陕北地区的战略部署后，立即报告了党组织。中共中央得以及时向外界揭露了这个阴谋，使国民党偷袭延安计划破产。1947年3月胡宗南率国民党军23万人进攻延安，熊向晖从胡宗南处获得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与陕北解放军兵力配置情况，立即设法将情报送到了中共情报机构，使毛泽东与党中央在陕北得以调整部署，从容应对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后来，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解放后，熊向晖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先后出任了外交部、军委情报部、中央统战部、国家安全部等处要职。 郭汝瑰（1907～1997），重庆铜梁县人。1926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1927年春受吴玉章指派回四川，在其堂兄郭汝栋军中任排、连、营 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失去党的联系后赴日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肄业。抗战时期，参加淞沪及武汉战役、长沙第三次会战。1945年12月 和1946年3月，两次在重庆密见董必武并接受指示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工作。1947年3月任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参谋长，1948年7月任国防部作战厅 长。1949年12月11日率领国民党72军在四川宜宾起义。其间多次为中共中央提供重要情报。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全国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1979年重新入党。主编《中国军事史》、《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著有《郭汝瑰回忆录》。 韩练成原在西北军时，虽未来得及加入中共，但受刘志丹影响，曾接受中共领导。故1942年抗战期间，他以国民党十六集团军中将参谋长身份，在重庆秘密会见时为中共代表团团长的周恩来，提出要为中共服务后，周恩来即欣然接纳，并指示其仍潜伏于国民党内。1947年2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进行莱芜战役，时为国民党46军军长的韩练成，奉陈毅指示，命令46军在战役中故意自乱阵脚，导致几个军的国民党军被解放军全歼，为首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也成了俘虏。此后，韩练成又返南京，谎称越狱逃出解放区，成功地获得蒋介石信任，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蒋介石的最高军事智囊机构成员，韩练成便借这个身份，多次不露痕迹地“协助”蒋介石作出错误的军事判断。后来，由于有被解放军团级战俘叛徒指认出卖的危险，1948年10月，韩练成才被迫出逃，进入解放区。 1950年，韩练成正式完成了加入中共党组织的手续，出任甘肃省副省长、兰州军区中将副司令员。 而被台湾媒体称为“超级共谍”的郭汝瑰，竟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都被排除在中共党组织之外，只有一个“国民党起义军人”身份，以原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厅长之地位，长期做军事学院的教员（副处长级）。1979年，在他下放所在的四川巴县武装部党支部内，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尔后，逐步落实政策，最后到年过七十之后，才以副兵团职级身份离休。 郭汝瑰是1928年就参加了中共的，后因军队转战而失去了联系。一直到1945年5月，他已官至国民党军务署副署长时，偶然遇到在中共时的同志，从此才与中共重新建立联系。他与中共在重庆的代表董必武秘密会面，向董提出了重新回到共产党队伍的请求，甚至请求到延安去。但当时，董必武认为他在国民党内已居高位，潜伏于此，更有利于中共的事业，因此，指示他按潜伏方针办，并指定了专人（任廉儒，中共军事情报处人员）单线与他联络。对于郭汝瑰提出恢复中共党籍的要求，董必武表示，要他接受党的考验后再说。 当时，郭认为只要为中共做事了，自然就能成为共产党员，这只是时间问题。对“考验”一说，他显然也很同意。于是，此后四年间，他与任廉儒秘密会见一百余次，向任送去了大量高级军事情报。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之际，任又向郭传达了上级要郭掌握一支国民党军队，伺机举行起义的指示，郭汝瑰也照办了。他在获任国民党军第72军军长后，举行了宜宾起义，打破了国民党西南防守计划，为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撕开了一个缺口。 新中国成立后，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委员、交通厅长。其间，郭向党组织提出了恢复党籍的请求，时任川南行署主任的李大章对他说：“要进入阶级队伍，谈何容易！”说郭是原国民党中将，入党问题需中央批示，恢复党籍问题更无从谈起。 郭汝瑰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后，曾先后向董必武、任廉儒等人写信，董回信说：“入党事应由基层吸收。”任廉儒则仍劝郭：“耐心经受考验，争取早日入党。” 但是，入党一事始终无人出面解决。昔日早期中共党员、堂堂国军中将厅长，只好屈为“起义人员”，做一个军事教员。在1950年代的肃反、反右等运动中，郭汝瑰屡遭厄运，不是被打成“假起义的国民党特务”而遭逮捕，就是差点被打成右派分子进入另册（幸得中央军委批示：“情节轻微，不作右派处理。”），“文革”中更是经常挨斗，后又被当成不可靠的人，下放到四川巴县，一呆就是十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政策后，才移居重庆。 应该说，与其功劳相比，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期内郭汝瑰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在加入中共一事上，屡屡拒他于门外，更是不可思议。 如果说，郭汝瑰有什么重大问题，不能让其加入共产党，但董必武、任廉儒却又指示他要经受考验，争取加入。而若没有什么问题，为何又连一个普通工人农民都能有的机会，却偏偏不给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郭汝瑰？ 其实，党的政策也有灵活的时候，并非全是原则教条而不可逾越；李大章对郭汝瑰所说的“要进入阶级队伍，谈何容易”一语，也未必全是道理。 1940年，国民党中统特务李茂堂，与西安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表示愿为中共工作。李原是中共党员，1935年在上海被捕后自首，做了国民党特务。毛泽东得知此事，指示中共情报机构可以与李茂堂联系，发展其为中共谍报人员。1945年，李茂堂升任国民党中统陕西省负责人（中统室主任），当年11月，他秘密到了延安，向中共情报工作领导人李克农提出重新加入中共的要求。对此，毛泽东当即批准了李克农的报告，同意重新接纳李茂堂入党，并具体由罗青长（时为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汪东兴（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二人做李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遂有“两个主任介绍另一个主任入党”的说法。 连一个在历史上有过叛党情节的特务，毛泽东都能同意其重新加入共产党，那么，根本无任何叛党污点的郭汝瑰，却为何在解放前四年中、解放后三十年间，要求入党而不能呢？若说对共产党的重要性，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中将厅长的作用，不会比一个省的特务机关首脑的作用小吧？ 然而，不知为何，李茂堂能二次进入的大门，却难于对郭汝瑰第二次开启。 这是一个历史之谜。 谜底在什么地方？ 郭汝瑰问题的当事人，都已先后驾鹤西去，郭老也以九十高龄辞世多年。现在，不妨对这个谜，来一次猜度。 像郭汝瑰这样在国民党中有高级地位的人，欲加入中共，若当时在中共内部，没有对他的历史很了解、且处于很高的负责地位的同志为其开门，那么，实际上他便难于获得中共上层的真正信任，因此，在实践中，只会被视为统战的对象、合作的朋友，而不会当同志对待。 韩练成是在抗战期间主动与中共进行联系的。起初，周恩来对他也是只有客气而无信任。当韩练成主动提出要为中共服务时，周恩来则说：这样做不利于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婉拒了韩的要求，并欲礼送韩出门了事。但是，戏剧性的情节在最后一刻发生了，临送韩出门时，当周恩来在问话中，得知韩练成就是“韩圭璋”，即刘志丹生前曾告知过的中共在西北军中的关系人时，周恩来的态度立马为之一变，亲切无比，一口一个“练成同志”了，并且指定李克农亲自与韩保持联系。 韩练成的中共党籍，当时没有确定，这显然是为韩的潜伏之安全考虑。所以一解放韩练成就顺利加入了中共，并且有周恩来为之做证明人。周还对有关人员说：韩练成早就是共产党员了，现在只是履行入党手续。1955年授军衔时，周恩来还亲自找韩练成谈话，半开玩笑说：如果按国民党起义将领待遇，韩可授上将，按共产党军队资历，则只有中将衔啊！韩忙说，我要党员，不要上将。结果，韩练成被授予解放军中将衔。 李茂堂的情况与韩练成类似。他之所以能以国民党特务之身而重新加入中共，首先是因为有中共负责西北情报工作的领导人王超北的力挺。王与李原在上海就是党内同事，王领导李，李被捕后的自首情况，王也知道一些。同时，王超北又是李克农的重要助手。作为国民党中统局在陕西的头头，李茂堂重回中共队伍，无疑对中共获取更多国民党的情报，是大有益处的。王超北、李克农，还有毛泽东，在斗争中都是很务实的人，不是书呆子。因此，李茂堂重入中共队伍，比韩练成、郭汝瑰都要顺利，解放前就解决了党籍一事。 郭汝瑰呢？ 虽然他早在1928年就加入了中共，但是，他的党内同志却都只是中共基层普通党员，而且后来各奔东西都不知去向（其入党介绍人袁镜铭于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也没有人在党内担负重要职务，他本人也没有与任何一个中共要人发生过关系。1945年5月，郭汝瑰虽然通过偶然遇到的老乡任廉儒，二次见到了董必武，并向董提出了重回中共、去延安的请求，然而，董却只要他继续留在国民党阵营内，对郭提出的恢复党籍一事，不予作答，相反要郭经受考验再说。 估计，此时董必武的想法，就如同初次见到韩练成的周恩来一样，不会全相信郭汝瑰的要求。所以，当郭汝瑰说何应钦将派他出任驻美军事代表一事并请示董时，董必武便说：“我们不耽误你的事业，你可以去美国，在美国再同我们联系。”这样看，董必武与郭汝瑰的关系，显然难于达到同志的程度，仍只停留在统战观念之阶段。 后来负责与郭汝瑰进行联系的任廉儒，看来级别不高，他的领导人是中共南方局负责情报工作的吴克坚。但是，像郭汝瑰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在与中共情报人员的联系中，除开始时见过董必武外，以后的四年，就只是与任廉儒打交道，而没有任何一位中共高级干部来与他联系，甚至连南方局的吴克坚，都从没有出面来见见郭汝瑰。 一桩送上门的巨大生意，公司负责接待经办的，却不是总经理、副总经理，甚至还不是部门经理，而只是公司授权有限的普通办事员。这对送生意上门的人，显然是不利的。 因此，郭汝瑰的情报虽然可以到达中共高层，但中共首脑们，大概不会知道这个送出情报的国民党中将，会是一个要求归队的前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陈赓大将曾对他的儿子陈知建说：“有一个国民党的作战厅长、兵团司令，其实是我们的人。”说的就是郭汝瑰。只是，不知陈赓大将是否知道，这个“我们的人”当时却还不是共产党员！ 曾秘密接待过郭汝瑰的董必武，是如何看待郭汝瑰的身份呢？ 显然，他似乎始终并不以为郭汝瑰是中共归队人员，而是只视为与党合作的朋友。不然，他就不会在新中国成立后，当郭汝瑰写信请他帮助解决党籍问题时，只回复说：“按党章只有基层通过才能吸收（入党）”，而没有像周恩来在韩练成入党时那样旗帜鲜明地表态。 显然，董必武是没有做他可以做的事。 究竟是董必武一开始就将他认为是来历不明的郭汝瑰，定位于统战对象，还是董必武将郭汝瑰的关系，交给吴克坚办理后，就没有再过问郭的问题，从而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明确地为郭的党籍问题表态？ 对此，外人无法知道。 解放战争四年中，负责与郭汝瑰联系的任廉儒，虽然清楚地知道郭的功绩，但郭作为国民党中将，以前又曾是中共党员，若没有上级的态度，任也不可能解决郭汝瑰的入党问题。不幸的是，任廉儒1953年因病去世，可以坚定证明郭汝瑰曾为中共冒死工作的人，一个都没有了。 虽说成千成万的共产党人，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奋斗，但是，在这个队伍中，人与人常有的微妙关系，并没有消失。虽然面对的都是党内同志，但对一件事的态度与认识，在熟人、好友与陌生人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有时，这种微妙的区别，产生于起点时，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有可能是千差万别。 如果，郭汝瑰不是国民党中将，只是普通的国民党军官，可能很快就能重新入党了。因为，普通人加入中共，只需基层党组织即可批准。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失去了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后来重新加入中共的事例很多。 或者，如果郭汝瑰一开始秘密联系的中共人员，是像李克农那样的情报机构重要负责人，即便对郭的过去不了解，那么，经过四年间一百多次大小情报的送出，李克农则完全可能会相信郭汝瑰是真心归队，也会早早认识到郭汝瑰的能量，而可能也会像极力支持李茂堂重新入党那样，力挺郭汝瑰解决党籍问题。 可惜，郭汝瑰投向中共时，命运使他找到的是这样两个人：一个是日后并不直接领导他工作的董必武，一个是他的老乡任廉儒。前者，因不直接领导他的工作，致使郭汝瑰四年的情报经历，都无法在董的心目中建立信任。后者，因级别太低，他的任何证言，也许都无法说服或达到有关部门。他去世之后，连证言也没有了。 也许，就是这种小小的原因，使一心一意投奔共产党、为新中国的成立出了大力的郭汝瑰，竟长达三十多年，不得其门而入。 原文链接：http://www.ccthere.com/thread/2485119 書的狀態是，動了感情、增了偏見。我希望在10年之后，讀完龍應臺教授的這本書之后，我不僅在讀前三分之一時淚水磅礴、我還要在讀后三分之二之時明白了道理。 我欲將此書與另一本我反復讀過的書相比，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怎么說呢，在讀龍應臺教授這本書之前，我一直以為龍教授對自己的定位是世界人，不僅跨海峽、跨黨派、還跨洲界，是站在世界人民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內戰，并進行反思或追思。然而，讀過這本書之后，我以為，龍教授依舊是在用臺灣人、更精確點說，臺南人、再精確點兒說，1951年出生在臺南的外省人的視角來審視她辛辛苦苦搜集來、或其他熱心人士贈與的資料的。 先說黃仁宇先生的著作， 費正清博士是黃仁宇先生的postdoc大老板，他的治學理念很簡單，一篇著述中，歷史所跨越的年代不可以超越20年，因為要扎實的累積和整理歷史資料，對于研究個別（individual）課題的研究者而言，二十年是一個上限，超出這個上限，就力所不及了。能夠被有效處理的信息量是有限的，這是很質樸的道理。 黃仁宇先生因此受益匪淺，然而他并未完全遵守老師的教誨，只死守二十年這個大限，而是受二十年啟發，他認為，如果一件社會運動的時間超過了二十年，那么，歷史研究者應放下褒貶歷史人物或團體的武器，反而應該重視這件社會運動之所以發生發展的背后的必然性，也就是所謂的大歷史觀（Macroscopic history）。 再考慮能夠被處理的信息量的問題，黃先生從二十四史中的食貨志悉數拿來，專心研究中國稅制的變化，力圖看清政府行政的本錢到底從哪里來、如何來、以及如何花。進而議及個朝代政府對物流以及貨幣的管理，以及這些管理如何對社會經濟起到貢獻，凸顯制度、技術的重要性，最終提出數字化管理（他本人的語言是，從數目字上管理）的概念來。 萬歷十五年，通過描述一年間的人事物，透露出社會管制危機的產生由來已久。關鍵在于，帝國幅員遼闊卻耐不住邊陲少數民族的致命一擊，在這樣的條件下，政府收入來源卻減少許多，改革也因張居正早逝而早早失敗。政府毫無辦法進行現代化的管理，因此只能坐以待斃。社會各方的反動，以及因立嗣引發的風波，反而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黃仁宇先生的背景想必很多人都知道，遠征軍出身，官居國軍少校，打過日本人，但沒有參加內戰，而是遠赴美國念軍校。在陸軍參謀學校中，一天聽到國內內戰開打的消息，幾乎無地自容，非常慚愧。可是美軍教官卻大聲激昂地對他們說，打內戰不丟臉，不愛國的國民才不會去打內戰，說明這個國家有希望云云… 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觀研究，是在追問問題，何以民間創造性并不缺乏，國家資源充分的情況下，社會卻一而再再二三的分崩離析呢？他將社會運動前后貫通，給出長久發展事件的必然性，也就是維持社會運動的條件。在他的晚年，對中國大陸上的共產黨政權的看法，出乎一般人所料，他的看法非常積極，他以為，國民黨構建的現代中國的高層系統與世界對接，而共產黨因此能專心領導土地改革，從社會底層開始重新整理和分配社會資源。他的理想是中國變成一個現代化中國，能夠進行數字化管理，但我想他不會要求參加內戰的雙方欠人民一個道歉。因為無論國共兩黨，均是社會運動的產物，運動時間超長（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文，就是對中國人民力圖進入現代化的奮斗過程的最好總結），自然不是個人或某個團體能獨立負擔起整個社會運動中的損失。 相比黃仁宇先生，只有眼淚和悲情的龍應臺教授該如何？ 還要提到黃曉峰先生的《戰場上的蒲公英》。曉峰先生出的幾本書我都有收藏，還不停推薦給身邊的人。這本書描述的時間跨度也不算長，幾年而已，但是對舊中國的刻畫，極為深入。我們這個社會，需要曉峰先生這樣的人的思考，也需要他們將思考中創造性的結果書寫下來。如果我們真正理解過去的中國是個什么樣子，我們就知道，中國人要寧靜的家園，首先必須要團結統一，要想團結統一，必須發生翻天覆地的社會運動，必須將農業人口解放出來，重新整頓，然后逐步變為工業和知識人口，此后，中國才能成為能夠“從數目字上管理”的現代化國家，歷史上的那些人間悲劇才不會重演。 因此，檢討內戰細節體會回歸人性是現代化社會面向未來的一個面，但是現代化社會不是能憑空簡單地得來的，我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這只會因此激勵中華民族更加努力維護和建設自己的國家。希望龍應臺教授能明白，所有人的犧牲都不是平白的。 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深思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最初出版于1983年，从那以后便成为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权威著作。以下是领域内学者最常用的定义之一。 “那么，依循人类学的精神，我主张对民族做如下界定：民族是一个想像出来的政治共同体——并且被想像为天生是有限制的，也是有主权的。 “它是想像出来的，因为即便再小的民族，其成员也根本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族之人，与之相遇，甚至听说过他们，但在他们每个人心中，他们相互联系着这一意向却是活生生地存在着的。尽管表达方式文雅而暧昧，但Renan仍然指出了民族的想像特性，他写道：‘然而民族的本质在于每个人都会拥有许多共同的事物，同时每个人也都遗忘了许多事情。’而盖尔纳则略显粗暴地提出一个可供对比的观点，他断定：‘民族主义并非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它在民族不存在的地方发明了民族。’盖尔纳这一归纳的缺憾，就在于他急于展现民族主义错误表象之下的假面，从而把‘发明’类比于‘捏造’、‘伪装’，而非‘想像’、‘创造’。以此方式，盖尔纳暗示‘真实’共同体存在，并且其地位比民族优越。其实，一个共同体，只要比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甚至连这样的村落），都是想像的。区别不同共同体，不是根据其是虚假还是真实，而是根据其被想像的方式。爪哇的村民一直知道他们是与未谋面的人相联系着的，然而这种关连性，就如同可以无限延伸的亲族或侍从网络一般，是以特定的方式被想像的。直到不久以前，爪哇语当中还没有能够表示‘社会’这个抽象概念的字眼。今天我们也许会把旧政权时代的法国贵族想成一个阶级；但是他们被想像成一个阶级当然是非常晚近的事。对于‘谁是X伯爵？’这样的问题，以往正常的答案不会是‘贵族阶级的一员’，而是‘X地的领主’、‘Y男爵的伯父’，或者‘Z公爵的侍从 ’。 “民族之被想像为有限制的，是因为，甚至最大的民族，容纳了十亿人类的生命个体，也还是有限制的，即使边界可变，但边界的那边仍是另一个民族。没有一个民族把自己想像为等同于人类。最具救世主情怀的民族主义者也不会梦想有朝一日，以某种可能的方式，就像某些时代的基督徒梦想一个全是基督徒的地球一样，使得所有人类都成为他们民族的一员。 “民族之被想像为有主权的，是因为，这一观念诞生于一个启蒙和革命破坏天授皇权、阶层分明的王朝的合法性的时代。民族发展臻于成熟之时，人类史刚好步入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即使是普遍宗教最虔诚的追随者，也不可避免地被迫要面对生机勃郁的宗教多元主义，并且每一个信仰的本体论主张与它所支配的领土范围之间也有不一致的现实。民族于是梦想着成为自由的，并且，如果是在上帝管辖下，直接的自由。衡量这个自由的尺度，与这个自由的象征，就是主权国家。 “最后，民族被想像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像，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这些死亡使我们突然面对民族主义引发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使得晚近历史（勉强算不过两个世纪）中这种缩小了的想像带来如此巨大的牺牲？我相信，一个答案的起点在于民族主义的文化之根。” 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研究中，有四个核心争论始终缠绕。第一个问题，如何定义“民族”（nation）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第二，学者们争论民族最初出现的时代，对此，学术界已经提出不少观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第三个主要争论集中于民族和民族主义如何发展，这并不奇怪。如果民族是自然产生的，民族的诞生便不用多做解释。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民族是建构的，那么说明民 族为什么以及如何发展，便是一个重要问题。最后，许多关于民族主义的原创“经典”文本详于欧洲的民族主义，而略于非西方的经验。这激发了新的争论，即，在 像中国那样一些地方，民族主义是不是从本土发展起来的，或者，它仅仅是从欧洲传播到这些国家的。 在The Nationalism Project的这个部分，汇集了一些主要的民族主义研究者的语录。当然，个别语录不能代替对被引重要图书的阅读，但我希望诸位能发现，这些材料乃是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学术观点的有益引介。 如果诸位原意对此部分提出进一步的建议，请与我联系。 - Eric G.E. Zuelow 这些年，巴菲特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领域，推荐了好些图书。继巴菲特推荐的一系列书籍之后（我们一直在做这个系列，最近的一篇是《巴菲特推荐的政治类图书》），我们从其推荐的投资书中着重提出以下10本： 《和华尔街对着干：华尔街和美国股份公司不想让你知道的事，以及你如何反击》 by Arthur Levitt Levitt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服务期最长的主席，自1990年代后期网络大潮兴起以来就一直监管股票市场。当美国劳动者数以十亿计的金钱涌入股市和共同基金时，美国股份公司却持续不断地设置外界难以看清的策略，只为把大部分收益储存起来。Levitt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揭示了其中的花样，并清楚说明如何明智地对股票和共同基金进行投资。他的建议无疑是针对小资金的个人投资者的，因为他解释了如何从年报中找到不当行为的线索，如何理解媒体新闻，以及如何从可靠的材料中发掘更多信息。 《常识投资：保证你应得股市投资收益的唯一方法》 John C. Bogle 著 《常识投资》一书中包含了深刻的洞察与实际的建议。它告诉你如何把经过验证的投资策略纳入你的投资组合；它也会改变你对投资的某些既有看法。成功投资并不容易（它要求纪律和耐心），但它很简单，因为所需的只是常识而已。 《投机蔓延：投机流行病的一剂解毒药》 Speculative Contagion: An Antidote for Speculative Epidemics Frank Martin 著 《投机蔓延》是知情人对通胀泡沫引人入胜的报道，其中的时间是真实的，钱也是真实的。书中重点强调了只有在真实生活戏剧中才能找到的真正的不确定性。技术驱动下的精神病越来越流行，不知不觉间，越来越多易受当代谬论影响的高烧投资者逐渐受到感染。在这一时刻，Frank Martin在无主的历史宝藏中为大家找到了避难所。 《本杰明·格拉汉姆论价值投资：华尔街导师的几堂课》 Benjamin Graham on Value Investing: Lessons from the Dean of Wall Street Janet Lowe 在本书中，Janet Lowe对价值投资者本杰明·格拉汉姆的生平做了简要而有趣的介绍。本书也对现代价值投资背后的历史与理论做了较好概述。 《投资价值理论》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Value by John Burr Williams 尽管本书初版于1938年，但它仍然是如何进行金融资产估值的最权威著作。正如彼德·伯恩斯坦对本书的评论所说：“Williams以其在纷乱的投资世界中的亲身经历为基础，结合了独创的理论概念与发人思考、趣味十足的解说。”Williams的发现是为了设计出一个提供真实价值的估值方法，其中所谓的“股息折扣模式”今天仍然为金融市场机构一方的职业投资者所运用。 《客户的游艇在哪里？或者，好好看看华尔街》 Where Are the Customers’ Yachts? or A Good Hard Look at Wall Street by Fred Schwed, Jr 幽默，有意思。本书暴露了华尔街的愚蠢与伪善。标题所指，说的是一位初到纽约的人的故事。他羡慕银行家和经纪人的游艇，于是天真地问，客户的游艇在哪里？当然，没有一位客户能买得起游艇，即便他们尽职尽责地遵循银行家和经纪人的建议。本书充满了智慧但与其他人背道而驰的忠告，展现了投资世界的真实一面，在其中，经纪人致富，客户破产，不断让投资者对华尔街的现实睁大眼睛。 《明智的投资者：实用的忠告》 The Intelligent Investor: A Book of Practical Counsel by Benjamin Graham 自1949年首次出版以来，这本书已经卖了100万册，并被像沃伦·巴菲特这样的名人称为“写投资写得最好的书”。格拉汉姆理念的标志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损失最小化。在这方面，《明智的投资者》是为真正的投资者而非投机者或短线交易者写的书。“用一种适合门外汉的形式”，本书提供了“引入并执行投资策略的指南”。投机者跟随市场趋势；投资者则用原则、研究，以及自己的分析力，在关于资产现值的交易中，做不流行但可靠的投资。 《通过普通股走向财富之路》 The Intelligent Investor: A Book of Practical Counsel by Benjamin Graham 《通过普通股走向财富之路》包含了一个又一个独特概念，每一个都是为了让那些管理自己投资的人大大提升业绩，同时也帮助那些依靠专业投资建议的人选择他们所需的顾问。在本书中，Fisher分析了通过普通股的所有权，如何得到划算的收益，同时也说明他的方法为什么能增加收益，减少风险。其中很多观念都不同于传统的投资智慧，但产生了惊人的结果。这些观念也是适合现今市场环境的，它们马上让你想起，为什么Philip Fisher被认为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投资头脑之一。 《牛市：泡沫与破裂的历史》 Bull: A History of the Boom and Bust by Maggie Mahar 引用令人尊敬的经济学家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Charles Kindleberger的研究，Mahar提醒读者，自盲的狂喜是每一个牛市的固定特征。她用生动的细节，记录了激发本轮牛市的潮流和超凡人物们，包括1984－1987年融资收买的踊跃，后保债券的狂热，短期利率的下降，个人投资者冲进401（k）退休计划，共同基金的力量（以及它们的胃口），还有媒体的狂热（不靠谱地渲染上市公司季报）。这本书提醒投资者，应当对来自公司管理层的信息持怀疑态度。 《证券分析：原则与技巧》 Security Analysis: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 by Ben Graham and Dave Dodd 70年来，本杰明·格拉汉姆革命性的理论影响、激励了很多投资人。1934年初版以后，他的《证券分析》一直被各类投资者奉为价值投资的圣经。然而，本书的第二版，出版于1940年，早已绝版，却是许多专家——包括格拉汉姆的门徒沃伦·巴菲特——认定的权威本。 《普通股与不普通的收益》 Common Stocks and Uncommon Profits by Philip A. Fisher Philip A. Fishier被认为是现代投资理论的先行者之一，当代金融界职业人士——包括沃伦·巴菲特——都研究并运用其投资原则。把股票价值看作潜在的成长性而非单纯的价格趋势或者绝对价值，Fisher是第一人。他的理念是，识别长期成长的股票及其显现的价值，反对为了初始收益选择短期交易。本书初版于1958年，是必读的投资经典，也被认为是当今许多流行的投资信条的基础。
2004/12/26塔科夫：《联邦党人文集》中的战争与和平
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是支撑联邦宪法之论据的首要因素，并且此书更为一般和持续的努力是为了型塑美利坚民族的政治信条。这些思考构成了此书的第一批论据，即联邦之必要在于抵抗外来威胁和维持我们自身之间的和平（《联邦党人文集》第3－8篇）。在关键之处，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还成了支持联邦之商业效用的论据，而且完全地渗透于对《邦联条例》的谴责之中（《联邦党人文集》第15－22篇）。在探讨政府至少要和所提议的政府一样具有活力的必要性时（第23－26篇），在思考赋予政府的总体权力时（第41－46篇），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思考不仅主导着《联邦党人文集》专门探讨联邦以及保存和完善联邦所需努力的第一部分，而且在接下来审视政府结构的时候它们又再次出现。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有助于解释参议院（第62－64 篇）、总统（尤其是第70、72、74、75篇）和司法机关（第80和83篇）的功效。超级卧底郭汝瑰的入党问题
郭汝瑰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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